本書借敘寫1920—1949年間洹河流域豫北“百里王”王自全從發跡到覆滅的傳奇個案，討論地方實力派在匪患肆虐背景下的社會角色與功能。在官府彈壓下，匪民身份可以切換；在官府無力彈壓時，由匪而兵，地方武力可以收編為正規化軍隊。在特殊歷史時期，他們在夾縫中游弋。作者借助方志、檔案、文獻，結合深入田野調查所獲得的口述史材料，嘗試建構起地方民族志，進而探討地方社會秩序與社會控制視角下民與匪的共生關系。 

歷史學與人類學視野下的民國土匪（代序）
劉 平
陜北說書《羅成算卦》有言：“一人一馬一桿槍，二郎擔山趕太陽?！泵駠鴷r期，陜豫一帶匪患連年，百姓遂改變唱詞，以“一人一馬一桿槍，好吃懶做入大幫”描繪那些刀客、蹚將的威風。美國學者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在其《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中，將近代中國的土匪分為大股土匪（土匪軍隊）、半永久性土匪（占有山寨）與小股土匪（含臨時性或季節性土匪）等類。中小匪股以殘暴成性、擄殺無遺而活躍于一時一地，而大中匪股，暴力之外，往往標榜“忠心義氣”、“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甚至打出劫富濟貧、替天行道的旗號，存續多年。1918—1923 年活躍于魯南抱犢崮山區的孫美珠、孫美瑤匪股，起名山東建國自治軍，發布《十項宣言》稱：“一牛一驢種莊田，犋牛頃地管我飯，樓臺瓦屋該我錢?！被\絡人心，四方招徠，這是匪股坐大的重要前提。
凡有股匪問世，必有剿匪之事，無論民眾自發防匪抗匪（如華北紅槍會、聯莊會），抑或政府發兵圍剿追殺，為匪者終究難逃曇花一現的敗亡結局，或者投誠官府，換得一官半職。民國時期，內憂外患，社會糜爛，戰爭連年，匪患叢集，兵如匪，匪變兵，成為一道晦暗而令人絕望的風景線。中國社會結構如何瓦解崩塌？社會變遷如何從絕望變為希望？我們可以從人類學專業出身的馬丹丹博士所撰新書中領略“歷史三昧”。
《寨墻內外：1920—1940 年代豫北社會變遷》一書，其藍本源自馬丹丹在中央民族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之所以稱為藍本，是因為她在博士論文完成十多年后重啟田野回訪，投入一輪又一輪的修改工作，以臻于“專著”之定本問世。這本著作與我結緣，則在2023 年8 月，因為我早在1980 年代開始研究土匪問題，在民國土匪、清代海盜方面卷入較深，以至于她與我聯系、把藍本修改稿給我看過之后，一發不可收拾，我開始一遍一遍地提出修訂意見，并最終推薦至商務印書館。眼下，我們看到的書稿已是多次修改后的結果，藍光遠去，曙光已至。
邁入四十不惑的門檻，中年“從匪”的她，書卷氣中增添了幾分難以言喻的“匪性”——那是一種不拘禮法、勇于叛逆的倔強和野性，這是作者的進取之心。另一方面，正如這部作品的漫長成長一般，在土匪的“性惡”本能與傳統禮教的規訓之間，作者在其《寨墻內外》的反復修訂中磨礪出一種難能可貴的克制，使得其在駕馭民國匪患、社會史與人類學交織一體的復雜命題時漸入佳境。
河南匪患是民國土匪研究中極其重要的問題，英國學者貝思飛（PhilBillingsley）在其《民國時期的土匪》一書中專列“河南土匪案例分析”。而豫北匪患在安陽近代史議題中尤為顯眼。日偽統治期間，安陽地方實力派林立，幾乎盤踞了京漢鐵路以東的大部分鄉村市集。1949 年安陽解放前夕，地方頑匪幾乎都集中在安陽城。在三年內戰時期，安陽是華北，或者說是京廣線上解放最遲的一個城市，作者將豫北匪患納入其研究視野，自有良苦用心。
《寨墻內外》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將豫北匪患與治匪經驗嵌入“民國土匪”這一經典研究領域，集中處理被放入“強國家與弱社會”豫北板塊的認識論模式。整合豫北匪患與治匪經驗的努力，意味著已有的理論模型幾乎清一色抹平了強國家與弱社會之間無數斷裂和失控而擠壓形成的褶皺空間。面對匪患猖獗與權力更迭交織下的社會動蕩，針對地方強人參與的權力斗爭、利益攫取與打打殺殺的群體沖突，作者將這些瑣碎的利益矛盾與顯性的暴力沖突粘連起來，從中發現，在暴力社會中，流通著一套帶有濃厚文化禮儀色彩的道義規矩，無數個類似“豹皮酋長”（leopard-skin chief，努爾人氏族間血仇的儀式性調解者）的中間人應時而生，他們的茅屋是止戈之地，他們的婉拒意味著“風可以進、雨可以進、國王不能進”的不可侵犯。當然，豫北也不是埃文思—普里查德（EdwardEvans-Pritchard）筆下的努爾人（The Nuer）部落，國家權力的垂直滲透早已形成深厚的統治根基。由此，中間人與政府、民團、盜匪之間的曖昧關系為理解充滿歧義的地方精英提供了鮮活的立面。進而，代理人的忠誠與反叛的譜系在何種變量條件下移動，構成作者集中討論的“結蛛網”式的內部運作機制，并嘗試提煉權力斗爭的內生邏輯。作者的這些思考努力為理解近代中國地方暴力與社會轉型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這部書稿的理論突破在于揭示民國土匪推動社會轉型的多重效果。匪患對地方經濟具有雙重影響：一方面，它破壞了鄉村經濟，加劇了小農破產和半無產化；另一方面，半無產化釋放的剩余勞動力被市鎮經濟消化，推動了地方市場的活躍和財富的重新分配。具體而言，匪患不僅是地方社會動蕩的根源，也是推動傳統鄉村共同體崩潰的重要力量，加速了士紳階層的邊緣化和依賴暴力的新階層崛起。后者大多出生底層，用暴力獲取談判資格，利用生態“飛地”的天然屏障和精湛的逃跑技能應對笨重、遲滯的政府剿匪行動。匪患加劇了社會風險的轉嫁，尤其是將風險轉嫁到所有百姓階層，而地主武裝通過建筑寨墻、雇傭護兵、購買槍支等手段增加自身的抗風險力，毒品交易又讓暴發戶迅速積累財富、遠離不安全的鄉村，轉變為城居地主。這些自保行為和剝削關系的商品化進一步加劇了鄉村共同體的崩潰和社會分化。當正式的生存規則失效后，對關鍵生存資源的控制權爭奪便直接訴諸暴力，這種斗爭訴求也促成暴力集團的組織進化。掠奪性組織從臨時性到常態化，再到軍隊編列，再復歸掠奪性組織的衰變，清晰地呈現了一條地方武力演變的曲線圖。他們通過暴力壟斷稀缺資源，如植棉區、水源區、煤炭運輸，同時壟斷替代性生計，如毒品貿易和保護費，從而建立起一套以暴力制定分配原則的寄生性生態秩序。
這種權力的仿生性，必然觸及傳統基層權力的重構，為受保護者提供有限的鄉村公共品。這些豐富的制度性擬態揭示了暴力在現代化進程中所扮演的復雜角色。由此，該書深化了米格代爾（Joel S. Migdal）的地方強人研究，生動刻畫了經濟、生態、治理以及文化、心態等綜合作用的基層權力生成模式，從而為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提供了一個歷史性觀察平臺。
豫北匪患是當地社會的重要問題，有著悠久的傳統，與衛河漕運有著密切關聯。豫北流傳著“能走南北二京，不走施濟故城”、“能走南北二京，不走神標豆公”等多種說法。為了理解豫北生態地理的多樣性，作者專程前往神標、豆公等地，找當地老人詢問這些說法的來歷，又趕赴回隆、楚旺考察漳河、衛河改道對這些城鎮的影響，進而將田野調查領域擴展到安陽、內黃、湯陰和河北魏縣邊界，這一帶正是匪患多發之地。
這些田野工作立體地加深了人們對于匪患問題的認識，豫北匪患不僅僅是歷史的過去，而且也與豫北地區的尚武民風、三不管地帶的權力真空以及廣潤陂、東北漳河泛道沙區等特殊地理生態聯系在一起。生態劣勢是一種自然屬性，但這種自然屬性只有在掠奪性開發和選擇性放任的加持下才會加速成為滋生土匪的溫床。人總要吃喝拉撒，但生存資源如何獲??？生態劣勢從作為背景色的“受活”，如何轉化為能動性的行動之動力？結果，在糊口經濟下限不斷被拉低的生存掙扎中，那些歷史人物紛紛鋌而走險。
該書的一大亮點在于靈活運用孔飛力（Philip A. Kuhn）在《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對地方軍事化形成過程中兩種地方組織類型——同心巢穴式（nested-concentric mode）和流動商販式（tinker-peddlermode）——的劃分。作者在研究安陽地區的社會結構時，關注到不同組織形式之間的關系及其演變，如黑社、槍會等民間結社從地下走向地上，體現了類似的從初級單位到復雜單位的結構特征。作者還根據當時情況的復雜性，設置了多種參數，驅動這兩種模式之間的相互轉化。除了孔飛力提到的國家權力與地方勢力的博弈外，還涵蓋地方精英的認同表演、民眾的支持程度、外來勢力的滲透等。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推動了社會結構的變遷。
作者在豫北的后續調研中發現，地方精英的政治認同，仍舊與其所在地方社會的結構位置和所擁有的社會資源密切相關?？傮w而言，該書在地方權力網絡編織與生成的動態過程中再現性格各異、出身懸殊的大大小小的地方實力派人物，粉墨登場，在亂世中發生聯結，又將拜朋友的社交網絡嵌入政治的灰色地帶，彼此犬牙交錯，既明爭暗斗，又稱兄道弟，其核心利益離不開對棉花、煤炭、毒品等商品資源的掌控與爭奪。在日偽政權經濟封鎖的高壓下，當地地下交通線的開辟，某種程度上離不開敵占區的地方實力派與中共根據地前沿辦事機構之間默契的經濟協作，這種生意伙伴的締結離不開黑白通吃、深諳江湖規則的“紅色”經紀人或中間人從中斡旋與協調。
當然，本書也存在一些可商榷之處。例如，“平原佐米亞（Zomia）”的概念能否完全擺脫詹姆斯•C. 斯科特（James C. Scott）山地理論的影子（按，“山地無政府主義”是斯科特在其著作《逃避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的無政府主義歷史》中提出的理論）？土匪中的性別維度是否低估？作者過于依賴口述史資料是否削弱史實依據？這些不足暴露了以參與觀察為主的田野工作基礎的薄弱。正如作者在與我的多次交談中所坦言的，在田野回訪中，她依賴密集式走訪和多點調查，試圖解決一個個歷史疑點，但這種“快速”多點調查與過度依賴訪談，削弱了對華北小農生活多樣性的真實體驗與深切理解，后者只有長期居住才有可能積淀為民族志的質感，這種質感是無法用“快速”調查來輕松獲得的，尤其是歷史學之文獻與考證相結合的研究方式是否遭遇人類學田野調查方法的沖擊而導致“歷史寨墻”的弱化。
2020 年8 月，北京一位卓姓制片人，因為計劃復盤著名作家姚雪垠的自傳體小說《長夜》，開著車，帶我和上海理工大學的劉振華教授（民國豫西土匪研究專家）在南陽、信陽與駐馬店地區，冒著酷暑跑了十來天。其中，在社旗縣苗店鎮考察劉和莊（《長夜》里稱為劉胡莊）時，莊里故老帶領我們看了殘余寨墻，綠樹掩映中，有零星幾處土堆。故老們生動地講述了1996 年前冬令時，李水沫桿匪攻打該莊前守寨人與桿匪的對罵、對峙情形（原本李水沫桿匪是想借道劉胡莊的）；又看了幾處土匪集中殺人的地方，其中一塊摔死孩童的磨盤已經在土里沒入大半。而《長夜》主人公（肉票菊生）為了“要向‘二駕’表示自己勇敢，菊生渾身緊張地從地上拾起來一根木杠，照著老頭子的頭上打了下去?！硪蝗馄保埫鞑乓膊辉冈诙{的面前示弱，跑去拾那根杠子。”1924 年冬李水沫桿匪“灌”進劉胡莊后，殺103 人。
劉和莊的那道寨墻，在夕陽中充滿血色。我希望，丹丹博士這部歷史學與人類學雙重視野下的《寨墻內外》，能全景式再現民國匪患的圖景，揭示中國道路之不易。
于復旦光華樓
2025 年12月

馬丹丹，女，上海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2018—2019年中美富布賴特訪問學者，2018—2019年福州大學“嚴復社會學人訪問計劃學者”。研究方向有人類學、中國社會史等。先后主持2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發表論文50余篇，出版專著3部，譯著1部。

重訪歷史記憶與社會現實交疊的飛地，了解土匪的傳說，認識近現代中國社會 

緒論
第一章  黑社與匪禍
一、20世紀初的豫北社會
二、日益封閉的村莊
三、防御性組織的聯合與變化
第二章  行動中的土匪
一、青春結幫與自我認同
二、民間傳統與陌生人
第三章  洹河兩岸的棉花、煤炭與煙土
一、豫北植棉運動
二、暴力交織的鄉村與饑饉的小農生計
三、六河溝煤礦
四、河南煙土與毒品貿易
第四章  從匪首到百里王的轉變——認同與承認政治
一、邊界激化
二、邊界的協商與斗爭
三、首領與成員的關系
第五章  拜朋友與活躍的集鎮商業活動——湯陰菜園的檔案資料分析
一、廣潤陂與湯陰匪患
二、菜園檔案
三、“壞分子”的政治、經濟和階級橫截面一覽
四、混合商業經濟——鄉村與集鎮的紐帶
第六章  地方實力派是怎么煉成的
一、安陽淪陷
二、在歸順與抵抗之間
三、返鄉
第七章  豫北地下交通線的經濟流通
一、間隙統治
二、從沙區井店出發
三、嶺上的溝壑、嶺底的集市
四、老城地下交通站的巧妙布局
第八章  隕滅
一、解放崔家橋
二、在逃江湖
三、萎縮的地方
結語
參考文獻
附錄  “河南全省人民自衛第三總隊”檔案分析
后記

1947 年，解放軍進攻崔家橋的戰斗打響，盤踞崔家橋十年的土匪頭子王自全帶領貼身護兵從南門跳墻逃出，逃到安陽城。其他匪眾順著后艾亭的莊稼地一路向西，朝韓陵山跑去。殘部最后在浚橋匯合?；祀s在逃亡隊伍中有一個14 歲的孩子，他是王自全特務連紅人路景堯的侄子，記錄了當時死里逃生的情景：
圍住崔家橋先一天、兩天，我作為偽軍家屬在崔家橋東后頭住著，過了十幾天，（跟著）李營新跑，跑到□□，東邊、西邊、北邊都成了八路軍。咱走吧，往西去。走到西門，哪的？特務隊，打，就跑，往南跑，有個南墻，一過過去，到了司令部后門，老缺，原來司令部后頭也是八路軍。南門跟里，那時就不打了。柱兒爹瞧門樓西邊，天明跳人，一瞧，就是往下跳。門推不開，從那跳下來，大爺頭里跳，我隨后跳。到了炮樓北邊，叫大爺，找不著了，瞧見路希貴。那時我才虛歲十四，他說叫我拉著你。我們跑到韓陵山坡，鞋都跑掉了。到了北漳澗，干啥干啥，八路軍沖進來了。□□被八路軍打著腿了。跑到浚橋，浚橋冷著哩，我就穿著個布衫。半晌兒跑到安陽橋，到豆腐營的大王廟，在那瞧見俺大爺，俺大爺說，就咱倆了。（路希昌訪談，訪談時間：2007 年6 月6 日。）

安陽城坐吃山空，王自全把眼光投向了楚旺。清末民初，楚旺崛起，素有“金彭城銀水冶，不如楚旺一斜街”的美名。楚旺因項羽“破釜沉舟”之地而得名。抱著發財的幻想，王自全帶領殘部開進楚旺城。然而沒有想到，楚旺鎮成為他的垓下之地：
進楚旺。我生病，一根機槍因為“中邪”沒人用，叫我用，我就用了。楚旺鎮四個寨門，我占著東南門炮樓，兩邊兩根機槍。王自全高興跑到東南門外頭打鳥兒，槍一響，八路軍在河岸那頭埋伏著，開槍打王自全，撼天動地，甕過來。部隊亂了陣腳，我在炮樓上，兩邊兩根機槍，慌張扔了一根，我跑出來。王自全從西北門出，逃往安陽。沒有幾天，王自全就南下了。（張利民訪談，訪談時間：2008 年2 月。）
講述楚旺事件的張利民是在王自全匪股中寄養了八年的自由人，在楚旺打散后，回家務農。解放后，他因政治問題坐牢20 年。刑滿釋放后，他依舊按捺不住地向親人們講述那些年輝煌的故事，每到這個時候，他的老婆就又氣又恨地罵：“你這個土匪！”
1949 年初，王自全被他的家鄉仇人田耕歷暗殺在漢口街頭。他死后沒多久，九股地方武裝在趙質宸的領導下聯合起來，聚集在安陽城準備頑抗。據記載，“1949 年4 月，我第四野戰軍四十二軍奉命解放。4 月16 日，一三五師、一二四師和一二五師、一二六師分別由河北磁縣、成安縣出發，直撲安陽肅清外圍。經過三個階段的激戰，終于將龜縮在城內的頑敵全部殲滅。5 月6 日古城安陽以此獲得新生。”正是因為王自全的缺席，正是因為歷史與傳奇在這個人物身上難解難分，王自全這個人物才深深地吸引了筆者。耐人尋味的是，當筆者終于踏上崔家橋，開始調查王自全時，崔家橋村民大惑不解地追問筆者：“你來給他翻案了？”“你說他是好人還是壞人？你來研究他干什么，他是個土匪！”
重新走在崔家橋的土地上，土匪的傳說時不時地被村民津津樂道。經歷過戰火的崔家橋，繼續義無反顧地邁向現代化。這里民風彪悍，種種感性的快照，伴隨著筆者追隨亡人的腳步，揭開歷史表層下快要風干卻又血性不減的暴力往事。在歷史記憶與社會現實交疊的飛地當中，民族志的場棚開始搭建。


匪患給普通人的生活帶來沖擊與挑戰，他們的生活領域日漸封閉和日漸狹窄。當汪家店的馮家遭到土匪洗劫時，鄉村的敵意日漸加深，高墻加筑、同仇敵愾—緩解兩極分化的社會危機并沒有被觸及，由此可以想象，匪患彌散的恐懼陰影投射下所產生的畸形心態是與日俱增的。
第一章著重分析了槍會組織的內在分類。盡管槍會并非傳統意義上的秘密會社，但在權力博弈的過程中，它們同樣經歷了從地下到公開運作的轉變。這一現象表明，偽裝或模仿秘密會社在當時已成為一種保護色。然而從成員的文化認同來看，這些組織內部仍保持著明確的身份區分和群體邊界。
第二章重現土匪的行為主體。走入盜區，面對的同樣是民與匪的認同與區隔。在指涉社會正義的敘事中，缺席的一方在暴力的行為中介中再現，建立了民與匪的雙邊主體。大多數人帶著輕侮的口吻戲謔政府發起的剿匪行動，創造了俠盜的口頭文學。
第三章通過編織棉花、煤炭與煙土構成的市場網絡，描述滋生匪患同時被匪患侵擾的政治經濟環境。以市場體系為核心，早期現代化將農村土地、財富、流動人口轉化為資本主義要素，與更大的世界聯系在一起。在資本主義市場的演進下，植棉運動、鄉村暴力環境與六河溝煤礦日漸增長的勞資矛盾有著內在的聯系性。鴉片和毒品貿易是腐蝕劑，既為大毒梟積累了金融資本，又加速了土地集中的趨勢。武裝販毒集團的發展推動了一批鋌而走險、向上流動的底層精英。在普遍貧困的政治經濟基礎上，生態因素從滋生匪患的誘因轉化為動因。而革命是改變現狀的另一條道路的選擇與探索。
第四章展現社會組織的正規化過程或理性化過程。以邊界激化為行動源，暴力的使用、精英的背叛及認同的轉變為行動鏈，精英轉型與社會轉型協同進行。社會動員不是一個階級的概念，而是依賴中間人通過居間網絡連接上與下的裂隙。社會動員包含了生命史的自傳，暴徒們帶著各自不同的經歷從社會網絡分離，又嵌入社會網絡，參與抑制原始拉桿暴力沖動的制度化。筆者試圖說明，社會動員與其說是社會的斷裂，不如說是利用傳統的象征符號和社會資源進行的改造與重組。
第五章運用檔案走入拜朋友的豐富文化世界。檔案材料構成了匪患田野的史料補充，讓他者世界的主位視角鮮活起來。菜園檔案的當事人在歷史自傳書等資料中披露了其在民國時期參與自由市場的豐富經濟活動，記錄了包含豐富經濟、宗教、土地占有、社會關系等多方位社會生活，其中發達的糧行業拜朋友風氣正盛。經營地主、以掠奪為主的不穩定階級等概念均無法涵蓋由農耕生產與自由的市場經濟結合而催生出的混合商業形態?；旌仙虡I經濟的穩中有升是對農業內卷化傳遞的農村破產悲觀圖景的某種反撥。
第六章展示地方實力派是怎樣煉成的。檔案發現，便衣隊、特別行動隊等是日偽政權依賴的外圍組織，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利用職務之便對行人展開劫掠、沒收毒資等手段來滿足斂財需求。利用日偽政權外圍組織染指毒品資源的便利，參與掠奪活動的無序，激起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代理人之間的競爭與傾軋。正是在與日偽政權依賴又抵觸的矛盾關系中，通過兩面派的合作政治，地方實力派登上政治舞臺，培育地方軍隊，發展軍工業。
第七章是對地下交通線之經濟流通功能的追蹤與挖掘。日軍雖然加大了對豫北的經濟掠奪，但日偽政權與廣大農村的連接基礎卻是極其形式化的，這種依靠間接治理來獲取資源的方式使日偽政權呈現出懸浮狀態。而扶持日偽政權的地方實力派則借著間接治理，獲得間隙統治的喘息機會。地方實力派最大的威脅來自于一旦日偽政權突破代理人機制，對地方實力派實施制裁與遏制，其回旋余地就會大大壓縮。在新的條件下，見縫插針的地下交通站貫穿內黃沙區與太行山區的地下交通線應運而生。
第八章是有關地方實力派最后的掙扎與社會動蕩。1947 年劉鄧大軍取得解放崔家橋的全面勝利，大逃亡記錄了崔家橋軍事系統全面崩潰之際普通士兵逃跑的真實回憶。1949 年以來，原來銘刻舊時代記憶的水利水文與碑刻被掩埋，崔家橋司令部、“八大處”等核心樞紐被鄉政府、鄉衛生所等機構替代，崔家橋的地景發生深刻改變。
安陽在明清時期被稱為彰德府，1913 年廢府，后正式定名為安陽縣，1937 年11 月日偽政權將安陽縣改為彰德府，直至抗日戰爭勝利。文中出現洹南、洹北指的是以洹河為界、國民政府行政管轄范圍的二區和三區。文中出現“河南”與“河北”，指的是以漳河為界的河南與河北，它們在歷史沿革上嚴格來說屬于鄴文化，分享的是同一個地域文化。
“寨墻內外”以豫北鄉村的防御寨墻為隱喻，展現了1920—1940 年代動蕩社會中的多重對立與流動。寨墻作為物理屏障，墻內是依靠民團和黑社維持的村落秩序，墻外則是土匪橫行的危險地帶，甚至是危險想象與恐懼心理的投射。民與匪的身份并非固定，民與匪的共生關系讓土匪與俠盜的符號轉換變得極具情境性，地方強人時而對抗時而征用國家權力；而植棉、煤炭等正規經濟與鴉片貿易、暴力劫掠的灰色生存亦在此消彼長。這一標題濃縮了民國豫北社會在沖突中掙扎、適應與重構的復雜圖景。